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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6-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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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作为中国金融力量对外延伸的重要抓手,其支持“走出去”中资企业平衡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的作用愈加凸显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内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战略等带动下,企业出海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广泛,涉足行业持续拓宽,涵盖高端研发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和资源开发、科技和信息工程等诸多领域,中资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重要程度和地位持续提升。根据商务部发布的公开数据,2025年前8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约7828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同期增长0.8%。其中,境内投资者共计对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的各种类型境外企业达8350家,累计投资总额约为6950亿元人民币,增幅达3.8%。
在中资企业出海提速,加快布局全球市场并不断取得新成绩、新进展的同时,中资企业在海外也遭遇诸多风险和挑战。国别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汇率和利率风险、反洗钱和合规风险等风险事件层出不穷,安全已成为中资企业在海外持续经营的重点关注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中资银行境外机构(以下简称境外机构)作为中国金融力量对外延伸的重要抓手,其支持“走出去”中资企业平衡好发展和风险控制的关系的作用愈加凸显,扮演着支持中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角色。
回顾历史,中资银行全球化布局并非孤立推进,而是与中资企业出海深度捆绑。境外机构的设点布局和服务能力升级演变与中资企业“走出去”的扩张方向和发展水平提升高度同步,二者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相互促进、互相成就的正向驱动关系。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企业出海“贸易走出去”,境外机构在境外呈点状分布,经常项目下结算业务为境外机构的主流业务。这一时期中资企业开始谋求在海外市场发展,进出口贸易为当时主要的经营业务之一。中资银行国际化逐步启动,设立的网点主要集中于中国的香港、澳门以及日本、韩国、东南亚(如新加坡)等地区,这些地区当时与中国内地贸易往来体量较大,也是我国劳务输出的重要目的地或侨民集聚地,彼时境外机构的主要任务和业务是围绕经常项目和中外贸易活动,提供汇款、贸易结算等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服务。
第二阶段:2000~2012年,企业出海“项目走出去”,境外机构海外设点布局提速,境外机构在资本项目下相关金融服务发力。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之后一大批实力较强的中资企业纷纷进入中东、非洲、欧洲等市场,积极参与当地的基建工程、能源和矿产的开发与投资,中资企业海外业务快速扩张。与之对应,中资银行在非洲(如约翰内斯堡)、中东地区(如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欧洲(如法国、意大利)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这一时期,境外机构参与的由中资企业主导的境外大型项目显著增加,表内贷款规模迅速增长。服务重点在原有基础上,开始转向支持出海企业进行项目融资。
第三阶段:2013~2019年,企业出海“资本走出去”,境外机构着重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平台。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中资企业出海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和方向。此时,中国已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生产能力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中资企业在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中已占据主动位置。部分企业出于整合升级自身供应链、多元化等目标,利用自身前期积累产业经验、资金,开展涉及装备生产、科学技术、日销品方面的跨境投资并购,汽车、通信等制造业领域的出海企业数量明显增多,规模明显增大。这一时期,中资银行采用参股、并购、新设法人机构等方式,基本完成全球网点布局,并通过为出海企业跨境并购和投融资活动提供并购融资、财务顾问、结构化融资服务,支持其扩张市场,境外机构经营专业化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第四阶段:2020年以来,企业出海“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走出去”,境外机构全球服务能力全面升级。2020年,我国首次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成为出海中资企业和境外机构共同的目标。企业在海外扩张中不仅关注规模增长,也更加关注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以智能制造(如机器人)、互联网平台、信息通信技术、跨境电商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以及以新能源生产和设备(如电动车)、新能源生产和运营(如风电和光伏)、新能源相关技术和配套为代表的新能源经济产业成为企业出海的主要领域。这些产业的出海也受到东道国监管的高度关切。与此同时,境外机构发展开始转向精耕细作,经营面临监管合规压力显著增大等问题,境外机构积极推动数字化变革,引入人工智能、数字机器人、云计算、大数据等科技手段,为企业出海提供更加智能的服务,并主动在金融服务决策中,考量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为企业跨境经营提供ESG项目融资、绿色债券等可持续金融服务。
当前,国际局势愈发复杂多变,美元利率维持高位,外汇市场波动加剧,叠加地缘政治、贸易摩擦、技术制裁与封锁等因素,给企业出海带来诸多新的挑战。出海中资企业管控财务和金融风险的能力,还无法满足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也无法完全跟上应对境外复杂环境的要求,部分企业在利用境外银行金融服务帮助自身发展方面还存在短板,因此境外机构服务出海企业质效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是自身汇率和利率风险管理能力偏弱,压缩企业利润或增加企业财务负担。部分出海企业暂未构建起健全的汇率及利率风险控制机制,内部缺乏专业的能根据投资项目收入的货币和现金流配置汇率风险管控工具的团队,但币种错配项目普遍存在,即项目营运收入以当地货币计价,融资币种则为其他货币。比如,某企业在土耳其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收费币种为土耳其里拉,项目贷款币种却为美元。近年来美元汇率走强,企业的美元还款压力陡增,利润被吞噬,甚至面临还款困难。还有部分出海企业在境外参与高速公路、能源设施等长周期大型项目建设,但筹资采取中短期循环融资模式,或未采取措施有力控制长期贷款中的利率风险,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后,其财务负担显著加重,最终影响企业健康发展。
二是集团全球资金管理模式和配置有待优化,跨境资金管理质效不高。相较于国内统一大市场,“走出去”企业在境外统筹管理资金的难度更大更复杂。部分出海企业在多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不同分支机构开立有多个账户,集团海外资金高度分散,总部实施统一监管和灵活调剂并非易事。在某些外汇或资本管制严格的国家,“走出去”企业跨境调拨资金和利润汇回均受到严格监管。而部分出海企业还未建立起有效的集团资金池管理体系,全球现金流统筹管理还未实现,导致资金运用受限。
三是对合规管理最新要求与ESG规则和动态了解不足,业务拓展存在隐患。近些年,国际上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形势严峻,制裁事件屡有发生;全球税务协作机制进一步强化,不少出海企业面临多国税务部门检查。这对出海企业的合规管理构成考验,部分企业合规管理能力无法达到要求,处理这些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同时,ESG指标已被诸多国际金融机构引入信贷决策机制,而部分出海企业还缺乏专业的处理应对和披露机制。
四是对项目贷款、并购贷款的复杂融资模式的风险缓释工具运用有限。部分“走出去”企业对政治险和商业险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风险转移工具的应用还不熟悉,在出海投资和寻找境外合作对象过程中,还未完全树立起运用保险和对冲机制防控投资风险的整体风控意识,缺乏对股权合作结构、夹层融资方案的总体设计能力,对投资后的资金管理难度评估预测不足。这些都可能使“走出去”企业运营风险升高,甚至价值受损。
五是不同类型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和能力差异较大,中小企业出海寻求到优质的金融服务相对更难。相对大型企业而言,中小企业由于在境内端可能本就无银行授信或授信额较少,境外端缺少合格抵押物和长期经营和盈利记录,融资渠道更为有限,融资难、融资贵现象更为突出。即使是在获得结算、资金汇兑等金融服务方面,不少出海中小企业同样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
目前,中资银行已基本完成全球布局,境外机构已分布于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和重要市场关键节点,具备全面升级服务中资企业出海的软硬件基础条件。在境内端,中资银行熟悉监管部门海外投资政策、外汇管理制度和流程,与出海的中资企业文化同源,能深刻理解企业的商业理念和逻辑,沟通便利且成本低。在境外端,境外机构在大部分市场已耕耘多年,熟悉当地监管要求和合规管理理论与实务,熟练掌握金融市场及风险对冲工具,对向不同行业和不同产业提供金融服务有较丰富的经验。境外机构在服务中资企业出海方面具有天然且难以替代的优势。
新的阶段,境外机构作为国家金融力量在全球的重要延伸,面对中资企业出海在金融服务方面的难点和痛点,增强对企业出海的支持力度,不仅关系到自身长远的发展,也关系到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较强的战略意义。
首先,善用集团境内外协同机制,提供跨境金融整体服务方案。中资企业出海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金融服务需求已不再局限于融资,而是转为多元化、全链条、多层次的跨境金融服务方案支持。对此,境外机构可考虑增强同一集团内部协同,突破自身服务能力的局限,并横向加强与本地金融机构、多边机构的合作,整合当地资源,构建完善的服务网络,为企业出海提供优质高效的跨境金融支持平台服务,面向出海企业提供涵盖融资、基础账户服务、风控工具、咨询等内容的全面服务方案。比如,对于项目融资,通过早期介入项目,利用自身在当地经营的优势,支持客户更好了解国别、行业、项目背景情况,及时反馈客户提出的融资结构是否合理、如何进一步优化等关键问题。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机构和资金渠道,努力降低出海企业融资成本和融资结构风险。
其次,基于基础账务服务和全球现金管理服务,支持出海企业优化资金管理体系和供应链管理架构。借鉴国际先进同业经验,优化全球现金管理系统平台,为出海企业全球经营提供统一账户视图服务。通过实体资金池和虚拟资金池,支持出海企业集团总部对多币种、跨国家跨地区账户进行统一管理,便于企业资金跨境归集和调拨收付,支持企业避免资金闲置,提高财务管理效率和流动性风险管控质量。在此基础上,为企业加强供应链管理提供金融技术保障,如运用贸易结算、供应链金融等金融产品,支持企业更好衔接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助推出海企业深度融入目标产业链供应链。
再次,延伸全面风险管理服务,为出海企业安全发展保驾护航。鉴于企业出海经营面临的多维风险,境外机构应建设跨境金融智能风控系统,为企业海外经营提供品类齐全的风险管理工具箱。针对多币种和融资结构期限差异带来的汇率风险与利率风险,综合运用货币掉期、远期结售汇、期权、货币互换、利率互换等工具,提供风险对冲服务,支持企业稳定利润和降低财务风险。针对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制裁和合规风险,依托集团资源,搭建并不断完善黑名单自动筛查系统和审查机制,配备跨境金融客服,提供专项风控培训,及时与客户分享合规管理动态信息,强化跨境业务风险预警,支持出海企业主动规避制裁或高风险交易。针对企业ESG风险,境外机构可对标业内领先实践和最新标准,采取正面激励或负面惩戒措施,支持企业提升ESG水平。
最后,践行跨境普惠金融理念,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出海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对于大型企业,深度参与其司库建设和“投建营”一体化,引入多边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集投融资顾问、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衍生品交易和风险对冲、全球现金管理等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致力于协助其增强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对于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小型高精尖产业企业和在细分行业具有较高市场份额的“隐形冠军”企业,在做好风控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对其风险容忍度,提供国别和市场信息服务,支持其对冲和防控市场风险,助力其逐步成长为更具规模效应的大型企业。对于普通中小企业,设计标准化的跨境结算、基础汇兑、贸易融资产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准入门槛,为其提供便利化的跨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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